1938年底，东京的报纸上印着庆祝“攻克武汉”的号外，街头巷尾一片欢腾。

但在日本陆军省的密室里，气氛却跟冰窖一样。

参谋们盯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武汉那个点已经被插上了日之丸旗，可谁也笑不出来。

因为旁边的另一份文件上，写着一串让他们后背发凉的数字——仅仅为了拿下这座城，皇军付出的伤亡和消耗，已经远远超出了战前最悲观的预估。

他们拿下了武汉，却好像一拳打进了棉花里，不仅没打倒对手，自己的胳膊还快要脱臼了。

这事儿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1938年夏天，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子邪火。

上海打了，南京也占了，在他们看来，剩下的那个所谓的“国民政府”，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只要沿着长江把军舰开上去，把飞机派过去，一鼓作气拿下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那个姓蒋的就得乖乖地跑到桌子前头来签字投降。

当时的日本参谋本部里，最乐观的估计是“三个月解决武汉问题”。

命令一下，浩浩荡荡几十万大军，带着几百架飞机和上百艘军舰，就跟一群饿狼似的，沿着长江往上扑。

他们的作战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南北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像一把大钳子，要把武汉夹个粉碎。

北边那路，由冈村宁次带着，一路砍瓜切菜；南边这路，畑俊六指挥，也是步步紧逼。

按他们的剧本，这应该是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他们算错了一笔账，那就是人心。

当亡国的危机真真切切地压到每个人头上时，这个古老的国家爆发出了一股谁也想不到的狠劲。

国民政府的喇叭里喊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这不是一句空话。

从全国各地，能调动的兵力都像潮水一样往武汉周边汇集，总数超过了一百万人。

武器装备是不行，训练也比不上人家，但这次，所有人都抱着一个念头：就算拿命填，也要在这儿把日本人的进攻给挡住，把他们拖死。

长江北岸的战事打得异常惨烈。

日军的炮火能把整个山头都犁一遍，中国军队的阵地往往打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

但日本人发现一个怪事，他们每攻下一个阵地，往前走不了多远，又会冒出来一个新的阵地。

中国军队用人命在空间上构筑了一道道看不见的防线，你打穿一层，后面还有一层，无穷无尽。

这种打法，让习惯了快速穿插、分割包围的日军非常难受，他们的进攻速度被极大地拖慢了。

而在长江南岸，日本人遇到了一个更让他们头疼的人物——薛岳。

这位将军打仗的风格，就跟他“老虎仔”的外号一样，一个字，猛。

他当时是第九战区的总司令，负责江西方向的防务。

看着地图上江西德安北边的万家岭山区，薛岳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想着怎么死守，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把日本人放进来，然后关上门，全部吃掉。

他这个战法，后来被他自己称为“天炉战法”。

说白了，就是在正面战场上且战且退，故意卖个破绽，让日本人觉得有机可乘，可以抄近路。

等他们的某支部队冒冒失失地钻进了他预设好的山区口袋里，他再把所有兵力都压上去，四面八方地围攻。

日本人还真就上当了。

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为了抢功，脱离了大部队，一头就扎进了地形复杂的万家岭山区。

这支师团比较特殊，很多士兵都是临时从国内征召来的预备役，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老师，根本没打过这么复杂的山地战。

他们一进山，重炮、坦克这些重家伙全都成了摆设，只能靠两条腿和手里的步枪。

薛岳一看鱼儿上钩了，立马下令收网。

十几万中国军队从各个方向猛扑过来，瞬间就把106师团的来路和去路全都给堵死了。

一场现实版的“瓮中捉鳖”正式开打。

被困在山沟里的日本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们从猎人变成了猎物。

飞机倒是能飞过来，但在重峦叠嶂的山里，空投物资基本都扔到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等于给对手送了补给。

接下来的十几天，万家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106师团的日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冲锋，甚至使用了毒气弹，但都被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给顶了回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士兵就在山脊上、山谷里扭打在一起，用刺刀、用石头、用牙齿。

等到战斗结束，整个万家岭的山头都被炮火削平了，溪水都变成了红色。

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打残，师团长差点被活捉，最后靠着其他部队拼死救援，才逃出去一千多人。

万家岭这一仗，是整个武汉会战里中国军队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它不仅仅是歼灭了多少敌人，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把日军南路大军的进攻节奏给打乱了，让日本人预想的南北合围武汉的计划彻底泡汤。

当然，光靠一场战役的胜利是救不了武汉的。

在最高统帅部那里，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能守住武汉。

他的大算盘是“以空间换时间”，用中国广袤的土地来消耗日本的国力。

武汉就是这个大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它的任务不是“守住”，而是“拖住”。

拖住日军的主力，为后方争取时间。

就在万家岭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武汉城里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大搬家”。

这不是普通人卷着铺盖逃难，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

汉阳铁厂的机器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拆下来，每一颗螺丝都编上号，装上船，沿着长江运往西边的重庆。

各大高校的师生们，带着图书馆里的藏书和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也踏上了去往四川的漫漫长路。

故宫南迁的文物，也经由武汉继续向西转移。

整个武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中转站。

所有对未来长期抗战有用的东西——工业基础、文化血脉、技术人才——全都被送往安全的大后方。

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牺牲一座城市，来保全整个国家的元气。

同时，在日军战线的后方，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没闲着。

他们像无数把小刀，不断地插向日军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

今天炸你一段铁路，明天端你一个仓库，让前线的日军时刻都得提防着屁股后面挨一枪。

1938年10月25日，在坚持了四个半月，付出了超过四十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之后，中国军队主动撤出了武汉。

当筋疲力尽的日军踏入这座他们梦寐以求的城市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几乎被搬空了的死城。

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没有箪食壶浆的百姓，只有满目疮痍的街道和被拆得只剩下空壳子的厂房。

日本国内的报纸还在为“武汉陷落”而狂欢，裕仁天皇甚至还为此写了嘉奖令。

但在大本营内部，所有人都清楚，这场“胜利”的代价太大了。

日本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是为打闪电战设计的，他们的国力根本支撑不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武汉会战，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把日本的财力、物力和兵力都吸了进去。

战后一算账，国库里的外汇快见底了，国内经济也因为过度偏向军工而变得畸形。

更要命的是，武汉会-战把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打碎了。

他们虽然占领了武汉，但自己也已经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发动同等规模的战略进攻了。

战争，从这一刻起，正式进入了中日双方谁也吃不掉谁的相持阶段。

日本虽然占领了这座城市，但帝国的进攻锋芒也在这里被彻底消磨。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再也拿不出一份像进攻武汉时那样充满自信的作战计划了。

参考资料：

[美] 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毁灭的种子：国民党中国与日军的交战，1937-1945》

[英] 拉纳·米特（Rana Mitter）《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张洪涛. 《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团结出版社, 200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抗日战争史》.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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