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征明

潘汉年纪念文集

01

高饶事件引发爆发。

1955年4月5日自我从上海市公安局调至北京中央公安部任职满一年之际，不幸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等人案件引发的牵连，我被公安部专案组予以逮捕。

正是在这一天，我于《中国青年报》的头条位置阅读到了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圆满落幕的报道，其中揭露了高岗因参与反党联盟而选择自尽，以及饶漱石被正式剥夺党籍的消息。

翌日晚，公安部某副部长与我进行了谈话，要求我全面坦白上海市公安局涉及特务等问题的具体情况。我天真地以为专案组或许是因为对情况不够了解，才导致了误会。事实上，公安部领导对此事早已洞悉。1951年春，在公安部领导的巡视之下，上海的工作进展备受关注。期间，领导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抗隐蔽敌人斗争中所采取的特务策略给予了特别关注。评价中既有认可其成就之处，亦指出其不足与失误。此外，他返回北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对上海展现出的纠正态度表示认可。已纠正。1952年，公安部领导以一案例为引，对我工作中是否过于谨慎、缺乏果断提出了面对面的批评。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经过数日的严苛审问，两位年约四十的男子随后抵达。从他们的谈吐中，可以推断他们并非来自公安部。其一说：“饶漱石与潘汉年承担了错误路线的责任，而扬帆则是这场行动的主导者，而你则负责具体执行。”

解放上海初，“以特反特”这一针对敌对势力隐蔽斗争的策略与手段，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并经市委会议予以确认。其实，饶漱石采取此举措，系基于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布的文件中的指示所依据。

关押600天。审讯员以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语气沉重地透露，经调查确认，潘汉年系“内奸”，而扬帆则被定性为“奸细”。不敢相信耳朵。

1961年3月，阅报得知，政府实施了特赦，诸多战犯如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以及特务康泽等均获释放。然而，我自身的案件却依然悬而未决，这令我怒火中烧，以至于愤懑至极，竟至大口吐血。即刻致信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却未见回应。直至五一节，再度提交报告，翌日便获释放。经过长达6年又1个月的监禁，我最终被免于起诉，罪名是涉嫌执行了“内奸”潘汉年、扬帆的指令，以及犯有“包庇反革命”的罪行。

1963年，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亦重获自由，被安置于北京团河农场，生活处于半自由的状态之中。扬帆拒认罪，仍在狱。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十年深重的灾难中，我再度身陷囹圄，遭受长期监禁，长达7年半之久。潘、扬二位更是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报复，被重新判处重刑，饱受磨难与摧残。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与董慧先后于1977年4月、1979年2月离世。历经27载的共和国首例冤案，终得昭雪。

02

历史颠倒如何发生

在解放上海的初期，潘汉年同志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的重要职务，同时他还身兼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及书记的重任。在潘汉年同志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我才与他建立起工作联系，然而，对于他的名字，我早已心生敬意并敬仰有加。

在1938年的皖南新四军总部，那时的我尚是一名入伍不久的年轻战士。一位战友有意考问我：“你可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设立人民政府时的首位‘大使’是谁？”我顿时哑口无言。他笑着调侃道：“潘汉年同志受我党委派，与福建地方上的实权派人物陈铭枢及蔡廷锴进行了谈判。事实上，他的角色相当于我们苏维埃在福建人民政府的‘驻外大使’。”

1943年，我有幸于淮南解放区的黄花塘军部投身于整风学习。潘汉年同志为华中局及军部的干部们进行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辅导报告。报告中，他深刻阐述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在场的同志们均深受触动，深受教育。在那段日子里，每当晚饭过后，我便会前往黄花塘，常常见到陈毅军长与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同志，他们漫步于田野之间，热烈地交流着。这些温馨的往事，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1949年五月，解放军在胜利的余波中，如同雷霆万钧般进军上海（引用陈毅同志的豪迈之言）。潘汉年同志身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及副市长重任，日常事务繁杂繁多。然而，他凭借着过人的才华，日以继夜地处理各种事务，解决问题既敏捷又果断，面对任何困境都能保持镇定自若，处事不惊，条理清晰，应对自如。在上海初解放的那段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引领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紧张激烈的战斗之夜，并领导我们赢得了连续不断的胜利。

上海，中国最大城市，敌对势力。讥讽我们道：“共产党只擅长治理农村，却无力驾驭城市。”尤为显著的是这座闻名东方的繁华都市。昔日之上海，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据点，亦为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机构的核心统治地。光特务组织便囊括了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以及蒋经国、陆京士、毛森等多个核心系统，共计28个主要单位。特务分子遍布，数量众多。此外，还有大量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盘踞一隅的蒋氏残余势力与黑社会势力，彼此勾连，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

面对这一复杂的局势，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针对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此举不仅提升了我们的思想觉悟，亦消除了诸多错误的理解与观念。

华东局明确指示，我们需首先在思想上清晰界定依赖之群体、凝聚之力，以及斗争之对象，这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指出在进城之后，务必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紧密团结广大劳动人民，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努力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加入。为有效对抗帝国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若处理此问题失当，恐将犯下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再者，我们必须认识到上海的局势颇为复杂，社会改革需循序渐进，务必明辨是非、权衡轻重，稳步推进。若处理不当，将可能导致策略上的失误。

（一）彻底铲除反动势力，稳定民心，确保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二）接管并有效管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机构；（三）迅速恢复并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以及交通运输的复苏。

潘汉年同志坚定贯彻方针。

彼时，我们的境遇仍旧严峻。尽管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但凭借美国的撑腰，他们仍不甘心失败，对上海实施了严酷的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试图进行最后的挣扎。在战斗中，我军已将800万蒋军中的大部分予以消灭，而残存的反动势力亦开始分裂。其中一部分隐匿无踪，另一部分则依然肆无忌惮地破坏，散兵游勇趁乱掠夺，经济罪犯嚣张跋扈，扰乱金融市场，哄抬商品价格。

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

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

这一系列困境无疑为接管、整顿和恢复上海这一乱局增添了层层阻碍。然而，新生的人民政府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使得敌人的各种阴谋未能得逞。在这座城市中，无论是党政军的高级领导，还是声名显赫的各界人士，都未曾遭受敌人的暗算。

在持续有力的打击下，敌军纷纷溃散，向我方投降，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稳定，人民重拾安宁，生活步入正轨，生产活动逐步恢复。这一辉煌胜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英明决策和正确指导，同样也得益于陈毅市长及其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们对于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始终铭记于心。在那段激战的岁月里，他频繁地听取军警关于治安保卫工作的汇报，并迅速作出精准的指导。此外，他更是身先士卒，亲自投身于反间谍斗争的指导工作。例如，在面对反革命特务分子的斗争中，鉴于当时我方对敌情尚不明朗，群众动员尚未广泛展开，且我们的人力资源尚未有效整合，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旨在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历史证明，这一举措的正确性。

为确保7月6日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及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作出决策，于七一前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为此，在瑞金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一次专项会议。与会者包括市委、市政府、军队、公安、法院以及工会、青年团等部门的负责人，由潘汉年同志担任会议主持。潘汉年同志在会议中针对主管部门制定的搜捕计划指出，其打击范围过于广泛。寄望于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便能一举根除上海的特务和反革命破坏分子，此种想法实属不妥。若采取封锁交通、逐户搜查的措施，必将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响。我们绝不能效仿过去国民党常采用的扰民之举。他着重指出，本次搜捕行动需确保目标清晰，制定详尽的行动计划，同时避免搜捕范围过于广泛。

在六月，市公安局社会处对那些潜伏于上海各个隐蔽角落的国民党特务所设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剿。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奋战，翌日，汉年同志特地莅临社会处，接见了圆满完成任务的同事们。他一方面给予了我们充分的鼓励与慰藉，另一方面也教导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破案，而应提升反间谍斗争的层次，避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在汉年同志的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以及教育原国民党人员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工作。

邓葆光，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迁往香港，将重要的图书资料悉数转移。借助邓的女友吴嫣（又名吴丽丽）与邓的联系，我们巧妙地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最终成功将他争取归来。潘汉年同志和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邓。通过不懈努力，邓先生成功将逾百箱、总计万册以上的珍贵图书资料归还故土。其中，不乏珍贵的善本、孤本，其价值不言而喻。获周恩来总理赞誉。

解放前，著名民主先驱张澜与罗隆基，曾遭受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彼时受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严密监控。军统曾图谋加害张、罗二人，幸得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鼎力保护，方才未能得逞。（受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之托，阎受与我有联系。杨伟亦受其影响）。在解放之后，党中央邀请张、罗二人前往北京共商国家大事，阎受担心因自身历史问题而被宽恕，坚持要求同行。张、罗亦坚决主张将闽锦文一同带往北京。潘副市长亲自出马，投入了大量精力，确认阎某对他们贡献良多，并对阎某进行了周到的安置，这才圆满解决了此事。

1950年1月25日及2月6日，美国制造的蒋介石飞机相继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及江南、英联船厂等地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面对此紧急情况，市公安局全力投入战斗。1月26日，成功迅速侦破了由台湾派遣至上海不久，频繁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并在“二六”轰炸次日，将罗炳乾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到了1951年2月4日，对我造成极大威胁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徐松坚亦被我方一举擒获。在市公安局举办的庆功会上，副市长潘某亲自到场，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汉年同志始终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给予极高的关注。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等同志纷纷莅临并发表讲话。潘汉年同志更是多次在课后与培训班干部共进晚餐。技术侦察部门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们全年都埋头苦干。潘汉年同志也特地前往探望他们。

03

潘汉年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我手中仍留存着1950年3月22日于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所作讲话的详细记录，不妨在此摘要重温一番。

汉年同志在深入剖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上海在美蒋封锁带来的经济困境中，通过恢复生产、稳定秩序，保障了五百万市民的生活。粮食公司更是主动采取低于市场收购价的价格，向市民供应粮食。他着重强调了从全局出发、严格执行政策的重要性。当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冲突时，资本家往往不会将责任归咎于部分工人的误解，而是对政府的政策产生疑虑。汉年同志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大陆的解放过程以军事手段为主，但内在的政治因素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法八章》的发布，对于解放全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政策特别关照起义人员，使得众多原本的旧部得以留存，并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新机遇。然而，这些因素亦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特务暂时存续的客观环境。他指出，欲击败敌人，必先深入了解其习性，欲超越敌人，更需借鉴其优点。对于敌人所采用的方法，若对我方有益且无害，则可采纳；若有害无益，则应摒弃。例如，肉体惩罚、残酷的刑讯逼供，反动派视其为至高无上的手段，我们绝不可效仿。

公安部门的首要职责，便是严厉打击那些公然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对于携带短枪、炸弹的城市破坏分子及特务团伙，一经发现，便须全力追踪并予以剿灭，绝不容许其得逞，以免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阐述稳步推进的策略时，他强调，无论面临何种艰巨的任务或是错综复杂的局势，务必保持冷静，深入分析情况，绝不可急功近利。反动势力的活动往往能迅速点燃我们的焦躁之火，导致我们采取过激的行动，进而导致广泛而无序的打击。“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随意抓捕，之后再进行清理，实为不妥。如此一来，真正的敌人往往得以逃脱，而真正的目标却未能被捕获。在制定斗争策略时，他始终秉持“精准”、“稳健”并重，辅以“坚决”的原则。务必瞄准目标，做到洞察秋毫，巧妙诱敌深入。一旦敌人露出破绽，意图对我方造成破坏，必须毫不迟疑地给予强有力的反击。

他以实例阐释，通常人们倾向于对流氓斗殴施以表面上的惩戒，却鲜少认识到，唯有揭开其背后的势力，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简洁地总结道：自上海解放以来已历经九个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始终坚持基本方针，树敌之举并未过多。

他特别指出，随着我们从农村步入城市，工作性质和环境均发生了转变，频繁接触到阴暗面，极易导致道德滑坡与堕落。加之公安人员手中握有权力，更容易触犯政策规定。他严肃告诫，绝不能滥用职权，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他末了叮嘱老同志，务必在提升自我上付出极大的努力。

在另一次的讨论中，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往往沉溺于埋头苦干，却忽略了以现实素材为载体，对群众进行教育和提升。他批评我们未能更高效地将专门机关的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落实到位。他曾在许建国局长的面前直言不讳，指出提篮桥监狱中关押的众多案犯存在未能依法及时处理的情形，强调道：“若不及时解决这一问题，诸位公安局长必将面临处分之虞。”

如今反思过去在内部整风中所经历的以抓捕代替调查，完全不顾法治原则，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和牵连无辜的复杂历程，难道不是背离了正确路线，走向了错误方向的严重后果吗？！

当然，在彼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提出的这些正确见解，难免会被部分“左”倾分子误判为偏向“右”。事实表明，正是得益于汉年同志精准意见在上海工作中的应用与落实，我们得以在建国初期的公安保卫斗争中取得显著胜利与丰硕成果。

04

上海镇反运动指挥者

1951年1月，上海市着手开展反动党团特务的登记工作。在此之际，市委召开了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会上，潘汉年发表讲话，强调对国民党员必须区分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时期与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不同阶段，以此提升干部们的历史认知和政策素养。

自中央发布镇压反革命的指令以来，潘汉年同志肩负重任，代表市委具体领导了这场全党全民共同参与的宏伟群众运动。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他尖锐地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明确指出，上海过去虽重视对特务的斗争，却忽略了那些浮于表面、罪恶昭彰、民怨沸腾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他强调，党委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一把手要承担首要责任，并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冬季防范工作相结合，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同时，公安机关应坚持群众路线，与基层工会紧密协作，对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他指出，为有效限制杀人权限，我们设立巡回法庭，审判反革命案件。遵循毛主席关于大力镇压反革命的明确指示，我们邀请民主人士参与审理反革命案件。此举不仅采纳了各方意见，促进了工作的改进，也让民众深刻理解了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政策，进而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对镇反运动的广泛支持。

他亲自出席了在普陀区举行的公审大会，会上对罪孽深重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与陈小毛进行了审判。受害者们激昂的控诉声通过电台传遍全市，其影响力尤为显著。

潘汉年同志实际上担任了上海镇反运动的指挥重任。

05

恢复历史真相

汉年同志在党的文化事业、统一战线工作领域，尤其是在深入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工作中，贡献了卓越力量。

陈毅同志曾引用一则至理名言：“泰山之所以巍峨壮观，正因其不拒细壤，方能成就其崇高之姿。”启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怀抱宏大的志向，凝聚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始终能够从战略层面深刻领会统一战线对于革命事业成败、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作用，这充分证明了他对马列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并能巧妙地将其应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众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以及著名学者专家，在他们的感召下，纷纷从海外归来。他擅长凝聚各阶层爱国进步的力量，激发所有积极因素，齐心协力，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辉煌未来而努力拼搏。

汉年同志才学广博，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深厚，思维逻辑严密，洞察问题精准，言辞简练精当。他自撰文章和报告，不假他人之手。在华东与上海两地联合举办的一次清理中内层干部的会议上，原本预定由饶漱石发表报告。然而，因故饶漱石未能出席，最终只得由潘先生代为演讲。我们事先为潘先生准备了一份演讲稿供其参考，但直至会议前夕才将其送至其手中。潘先生仅来得及浏览了段落标题，便匆忙上台。当时，我们对于讲稿送达延迟深感愧疚，担心这会影响他报告的质量，然而——得益于他对实际情况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他能够即兴发挥，其报告因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951年，正值鲁迅先生忌辰之际，汉年同志于百忙之中挥毫泼墨，撰写了《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并于10月19日刊登于《解放日报》。这位兼具学者与市长身份的先生，其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汉年同志投身革命事业之始便英勇无畏，曾身负诸多关键领导职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卓越的功绩。然而，他对身边的同事与勤杂人员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待人宽厚、和蔼可亲，从未有过对他人发怒或摆出傲慢态度的举动。因此，他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曾针对我们的警卫体系提出了宝贵意见，他苦涩地笑了笑，说道：晚餐过后，我打算前往公园漫步，却不禁疑惑：为何非得让警卫员相伴，这不仅容易引人瞩目，亦显得与大众格格不入。

汉年同志始终关注干部的培育，尤为重视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极为严格，坚决杜绝任何特殊化的生活待遇。然而，我们应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磨砺与提升。在公安局的讲话中，他细致入微地提醒大家，要注重仪表整洁，确保符合文明城市的标准。他对干部的不足与失误，始终保持着严格的批评态度，然而，他始终秉持着与人为善的原则，从团结的初衷出发，通常采用启发与疏导的方法，力求避免对同志自尊心的伤害。效果佳，获干部喜爱。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昭雪平反，对其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赋予了他应有的公正评价和荣誉。阅读之余，不禁心生感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二十余年的沉冤终于得以昭雪，那长久以来压在我们心头的沉重巨石，此刻终于尘埃落定。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身影，再次屹立于人民之巅，其英勇事迹必将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中，永存于人民的心间。

作者简介

王征明，1923年四月，我于江苏徐州诞生。1938年一月，年方十五的我便投身于八路军学兵队。翌年1943年，我担任了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的副科长，肩负起了保卫军部情报工作的重任。

1949年5月，我率部率先抵达上海，与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会面，并委托其为我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事宜做好相应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及处长之职，同时兼任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我被调至公安部二局工作。

1954年4月5日，昔日助力扬帆的王征明遭到秘密拘捕，遭以“执行潘、扬旨意，滥用‘以特反特’手段，包庇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指控。他先后两次身陷囹圄，在监牢中度过了超过13年的岁月。在狱中，因悲愤交加，他两次遭遇精神分裂的折磨。

在潘汉年、扬帆冤案得以昭雪之后，1983年，公安部对王征明案进行了最终复查，并作出了结论。王征明重返上海，随后担任了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的副主任一职。到了1985年，他被调任市公安局咨询委员会委员。到了年底，他以正局级的身份光荣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