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气氛有些特别。
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当毛主席从舷梯上走下来,向着人群挥手致意的时候,整个机场都沸腾了。
人群中,蒋介石站在一个不那么显眼的位置,脸色复杂。
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连发三封电报邀请的对手,居然真的敢来。
他心里的五味杂陈,最后都写进了当天的日记里:“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这场谈判,从8月底一直谈到了10月中旬。
最后,毛主席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延安。
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反复琢磨这件事,似乎对放走毛主席这个决定耿耿于怀。
当时手握全国政权、军队和绝对主动权的蒋介石,为什么最后没有扣下毛主席?
是天意如此,还是他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开局就被打乱了
日本投降之后,中国的未来走向成了一个大问题。
蒋介石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连着给延安发了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来,一起“共商国是”。
话说得特别漂亮,姿态也做得很足。
但实际上,这几封电报更像是一个政治圈套。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如果毛主席不来,那正好,他就可以把拒绝和平、一心想打内战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自己就站在了道德高地上。
如果毛主席来了,那就更好了,人到了他的地盘,是谈是扣,主动权就全在他手里了,说不定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心头大患。
他身边的人,甚至早就把“中共拒绝和谈”的声明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毛主席拒绝邀请。
没想到,共产党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毛主席决定亲自去重庆。
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风险有多大,私下里甚至跟同志们说,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他还特别交代,家里(指解放区)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对蒋介石的任何挑衅都要坚决回击,“我军的胜利越大,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
他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政治机会。
不去,就被动了。
去了,就算什么也谈不成,也能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国际上,赢得道义和人心的主动权。
所以,当毛主席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的那一刻,蒋介石原本设想的“请君入瓮”的剧本,一下子就被打乱了。
毛主席的到来,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政治亮相,欢迎的人群,媒体的报道,让共产党一下子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蒋介石这边,反倒显得有些仓促,他根本没做什么正经的谈判准备,直到毛主席到了,才急急忙忙开会研究对策。
美国和苏联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毛主席虽然人到了重庆,但蒋介石心里的小九九可一直没停过。
谈判期间,他一直在观察,甚至动过把毛主席扣下来的念头。
特别是当共产党提出军队整编、解放区政权等具体要求后,蒋介石觉得这些条件太高了,心里很不爽,就在日记里盘算着要给毛主席罗列“罪状”,搞个“拘留审判”。
他甚至写道,如果不审判毛主席,都对不起死去的先烈。
但是,这个念头最终也只能是念头。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手脚,已经被好几股力量给牢牢捆住了。
首先就是北边的苏联。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把日本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也顺势占领了整个东北。
当时的东北,可是中国的工业心脏,资源丰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苏联军队在那里待着不走,蒋介石就没办法去接收,自己的军队也开不进去。
蒋介石非常担心,一旦他对毛主席动手,苏联很可能会拿这个当借口,拒绝归还东北,甚至直接支持共产党,那局面就彻底失控了。
这个代价,他根本付不起。
另一头,是美国。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扶持一个稳定、亲美的中国政府,用来牵制苏联。
所以,美国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爆发内战,更不希望毛主席在重庆出什么事。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仅亲自飞到延安去接毛主席,还公开对毛主席的安全做了保证。
这种姿态,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上,已经严重依赖美国的援助。
军队的军饷、物资,很多都得靠美国人。
蒋介石心里明白,要是毛主席在重庆出了意外,美国人的援助一停,他整个政府的运转可能都会瘫痪。
这两座大山压在头上,蒋介石就算心里再有一万个不愿意,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嘴上喊着“共商国是”,心里想着“一劳永逸”,但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毛主席来,又眼睁睁看着毛主席走。
战场上打出来的筹码,和人心里的那杆秤
当然,光靠外部压力还不够。
毛主席之所以有底气去重庆,也是因为他自己手里有牌。
在他去重庆之前,就明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在战场上打出气势来,给他这次谈判提供保障。
就在重庆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党战役爆发了。
解放区的军队打得非常漂亮,歼灭了阎锡山的十多万军队。
这个战果,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对蒋介石的一个明确警告: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了。
蒋介石当然也知道,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万人,控制着大片的解放区。
而他自己的主力部队,虽然号称几百万,但大部分还远在西南大后方,调动起来很困难,而且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战斗意志也参差不齐。
真要撕破脸皮全面开打,短期内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除了枪杆子,共产党还在另一条战线上赢得了主动,那就是人心。
毛主席在重庆的四十多天里,并没有一直关在屋里谈判。
他频繁地参加各种活动,拜访宋庆龄、张澜等各界民主人士。
他穿着朴素的衣服,说话直来直去,跟人交往一点架子都没有。
很多原本对共产党不了解,甚至有偏见的人,在见过毛主席之后,印象都大大改观。
相比之下,当时的国统区是什么样子?
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官员贪污腐败横行,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听起来就格外有吸引力。
蒋介石也知道人心的重要,但他领导的那个摊子,问题实在太多了,官僚作风、特务横行,早已让老百姓失望透顶。
所以,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可能没占到多少实际便宜,但在舆论场上,在中间派人士那里,却赢得了大量的支持。
蒋介石其实也感觉到了,自己在这场较量中,表面上虽然强势,但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了。
最后,毛主席能够安全地从重庆返回延安,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善心,也不是靠一纸空洞的协议。
这是苏联和美国的外部制约、共产党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这几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毛主席“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还自大地认为毛主席成不了事。
这些话,与其说是他的判断,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自我安慰。
他一生精于权谋算计,但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中国,是一个人心向背已经发生逆转的大势。
在这个大势面前,任何个人的权术,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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