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一声枪响划破了安徽肥东县青龙场的宁静。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应声倒地。

他年仅32岁，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却被自己人处决。

行刑前，一场持续三天的“反高斗争大会”刚刚落幕。

会议的组织者，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高敬亭，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后一个因“反党”罪名被处死的高级干部。

英雄还是山大王

高敬亭是个矛盾体，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复杂人物。

说他英雄，一点不为过。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孤悬敌后，硬是在大别山拉起红28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红旗不倒。

他文化不高，却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打仗像个拼命三郎。

国民党杀他父亲、灭他妻子，仇深似海。但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下，他又能主动坐下来和对方谈判。

可另一面，他又被人称为“肃反专家”，热衷于在队伍内部搞清洗，手段粗暴，错杀了不少同志。

有人说他带兵雷厉风行，没他冲锋就没有部队的半壁江山。

也有人恨他入骨，骂他是“山大王”，搞小圈子，听不进半句不同意见。

这种性格，在早年革命的草莽时代或许能杀出一条血路，但在队伍走向正规化的新阶段，却成了致命的隐患。

谁在背后捅刀子

矛盾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排斥中央派来的干部。对于上级派来加强政治工作的同志，他要么架空，要么直接调离。

这种唯我独尊的做派，已经严重触犯了纪律底线。

第二个问题，是公然违抗军令。当时军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开辟新战场。

但高敬亭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守着大别山这块老根据地，不愿意挪窝。

参谋长张云逸亲自来做工作，他都阳奉阴违。

最致命的导火索，是杨克志、曹玉福等人的叛逃事件。作为高敬亭的下属，这两人带兵叛变，公开反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口锅，自然而然地扣在了高敬亭的头上，成了他管理不严、用人不当的铁证。

一时间，所有的旧账都被翻了出来。那些说他独断专行、搞家长作风的弹劾信，雪片般飞向上级。

一场针对他的风暴，已然无可避免。

一笔糊涂账，谁来背锅

那么，到底是谁下达了那道致命的命令？

最初，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军长叶挺。

有一种说法是，叶挺去见了安徽省主席廖磊，廖磊又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批了“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叶挺拿着这份批文执行了枪决。

但这个说法很快被证伪。

资料显示，叶挺当时根本没去立煌见廖磊，自然也就不可能带着蒋介石的批文来。

而且，处决高敬亭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傍晚才到的，叶挺并非直接经办人。

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新四军的最高决策者项英。

项英确实对高敬亭意见很大。他在多封电报里批评高敬亭“执行党的路线极差，进步极慢”，认为他的问题不解决，会严重影响江北的局面。

后来调查中，甚至发现项英曾向中央报告，说处决高敬亭是白崇禧下的命令。

毛主席对这个说法很不满意，认为把责任推给国民党太简单了。如果蒋介石能随便下令杀我军将领，那朱德、彭德怀岂不都危险了？

毛主席因此怀疑项英应负责任。

然而，项英的秘书李一氓回忆，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来时，项英本人也感到十分震惊和惋惜。

直到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才明确指出，不能再把责任归咎于项英。

唯一的坦诚，邓子恢的责任

叶挺和项英的嫌疑都排除了，那真相到底是什么？

《邓子恢传》里或许能找到答案。

那场为期三天的斗争大会，最后一天的总结陈词，正是由邓子恢作出的。

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了处决高敬亭的决定。

多年以后，对于错杀高敬亭这件事，很多人讳莫如深，但邓子恢没有推卸责任。

在一次新四军的内部会议上，他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坦诚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结语

回看这段历史，高敬亭之死，并非一人之过。

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悲剧。

有高敬亭本人居功自傲、作风霸道的个人原因，也有当时党内“肃反”过火、斗争残酷的时代背景，更有领导层在特定情况下的误判。

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文件明确指出：“处死高敬亭是错误的。”

一个战功赫赫的革命者，最终却死于同志的误判之下，这道血痕，深刻地烙印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这或许也提醒着后人，在任何时候，对人的处理都应慎之又慎。因为历史，没有重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