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往山西决死四纵的十一位老红军，六人授衔，五人沉落去向成谜

那年冬天的晋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雷任民记得很清楚——朱德总司令穿着灰呢大衣，在静乐一带的土坡上眯起眼看部队列队，那是决死四纵最意气风发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肖新槐，还只是训练部部长，但眉宇间已经有了后来中将的沉稳。他从长征走来，又被杨尚昆点名派到这里教兵打仗，据说初到时还嫌晋北高粱面太糙，不习惯，可几个月后就能端着粗瓷碗吃得满头热汗。

张忠来的时候，是1937年的深秋，他原本叫张桂亭，从安徽六安一路辗转过来。当时随营学校缺个懂战术又会带兵的人，他接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学员们把刺杀操做整齐。他常说一句话：“枪口抬高一寸，就可能救自己命。”解放后他去过西藏、甘肃、贵州，一生都没回过家乡老屋，只托同乡捎信，说院子里的枣树要留着。村里老人念叨，这棵树一直活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枯掉。

罗斌则不一样，他是江西永新人，从少年团员干到红军政委，再一路进了海军航空兵领导岗位。在晋绥第六分区时，有一次行军路过偏关，有孩子跟在马队边跑，要糖吃。他翻遍挎包找出半块冻硬的麦芽糖递过去，那孩子咬不动，就用袖子揩揩递还给他。这事多年后有人提起，说罗政委当晚一直闷坐火堆旁，不知想什么。

龙福才早些年管卫生系统出身，当年红一方面军里就有人笑称“龙委员比医生还懂药方”。到了决死四纵兼第六分区工作时，他常背一个小布包，里面除了文件还有针线和止血粉。有次前线送下来的伤员多，一个晚上换了三次纱布，到天亮嗓子全哑了。这种细节地方志没写，但旧医务兵私下传过，说“龙副政”手掌上的茧就是那几年磨出来的。

吕仁礼是骑兵出身，人瘦马壮。在三十五团代团长任上，他喜欢夜里巡营，总悄无声息地摸到哨位边问一句：“冷不冷？”1942年调回抗大任职前夕，下属送他一个牛皮水壶作别礼物，这只水壶后来跟着他打完了解放战争。据四川某军区档案室的一份物品清单显示，这只水壶直到七十年代仍挂在他的办公室墙角，上面刻着“三五”两个字母样式的大字母形符号——具体含义已没人能解释清楚。

李克林原名严炳桂，是兴国埠头乡凤冈村人。从长征走下来的人骨相都有股硬劲儿，到决死四纵三十五支队参谋长位置上，更显干练。有战友回忆太原攻坚战前夜，他蹲在地图旁用铅笔点阵线，一边嚼炒黄豆，一边低声吩咐通讯员第二天联络暗号——这种临阵镇定，让年轻士兵觉得踏实得很。

黄新义（又叫黄新年）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工作以后，很少再提旧事。但成都铁路局有个退休司机曾讲：五十年代末一次线路抢修，大雨泥泞中，一个穿干部服的人蹲下帮他们推车轮脱困，等大家认出来竟然是局党委副书记黄书记。他拍拍裤腿笑道，“推车和推攻势，都要使对劲。”这话司机记了一辈子。

沈国栋却没有这样的晚景。他从湖北来，在游击第六团二营、三十五团历任职务，“十二月事变”“百团大战”都参加了；延安党校学习归来南下途中牺牲，那一年不过而立之龄。据静乐县某小学保存的一本旧课本扉页，用毛笔写着“沈伯赠”，据说就是当年的遗物之一，但真伪已难考证。

至于吴绍奎、蒋占奎、王金文这几个人，如今史料寥寥。有传言吴绍奎即后来少将吴瑞山，也有人否认；蒋占奎曾经带领二营夜袭日伪据点，被当地老人编成顺口溜唱给孩子听，可歌词早散佚；王金文更像一道影子，只知道做过十九团三营营长，其余踪迹便断了。

前年夏天，我路过静乐城外，看见集市上一位卖葫芦丝的小贩吹起曲调，不知怎地让我想起资料里那些名字。一阵风吹翻摊角纸板，上面压的是两枚生锈纽扣，小贩随手塞进口袋，也没再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