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收了日本一万五千块，章太炎为何只分到两千，当场翻脸？

干革命这事儿，最缺的是什么？枪炮？人才？说到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没钱，寸步难行。可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钱到了，麻烦也跟着来了，甚至能让亲密的战友一瞬间变成仇人。

这事儿就发生在中国同盟会，主角是孙中山和章太炎，两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话说1907年，孙中山在日本的日子不太好过。他组织的萍浏醴起义失败了，清政府那边气得跳脚，一个劲儿地给日本政府施压，非要把他抓回去不可。日本当时执政的西园寺公望内阁，也是个人精，两边都不想得罪。

于是乎，他们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明面上，把孙中山驱逐出境，给清政府一个交代；私底下，悄悄塞了五千日元，算是“遣散费”。

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呢。日本的民间力量更给力，野村证券的创始人铃木久五郎，估计是看好孙中山的潜力，又偷偷资助了一万日元。这一下，孙中山手里就攥着一万五千日元。

这笔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吧，1907年的时候，一个日本高级技术工人的月薪也就三四十日元。这一万五千日元，顶得上一个高级技工不吃不喝干上三十多年。绝对是一笔能办大事的巨款。

孙中山心里想的，也是办大事。萍浏醴刚失败，他心里憋着一股劲，急着要策划下一次起义，这笔钱就是雪中送炭的启动资金。所以，他压根没想过把钱揣自己腰包里。

事情坏就坏在，他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在同盟会内部开个会，跟大家伙儿商量这笔钱怎么花。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划，留下了两千日元给章太炎，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运营经费。剩下的，他准备悉数投入到新的革命行动中去。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咱们得说说章太炎这位老兄。他可不是一般人，是当时顶尖的国学大师，革命圈里人称“章疯子”，脾气火爆，学问大，架子也大，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他跟孙中山的关系，本来就有点微妙。想当年，章太炎因为“《苏报》案”吃了三年牢饭，刚一出狱，孙中山就给足了面子。当时孙中山自己还是通缉犯，回不了国，却专门派人把章太炎接到日本。

章太炎下船那天，天还下着大雨。码头上，黑压压站着两千多名留学生，是孙中山发动起来的，冒着雨在那儿欢呼，跟迎接凯旋的英雄似的。那场面，搁谁谁都得感动。

章太炎也感动，当即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还挑起了《民报》主笔的重担。可感动归感动，他对孙中山这个“带头大哥”的观感，始终有点保留。他私下里跟朋友写信，说孙中山这个人，“闪烁不定，非有实际”，意思就是觉得孙中山有点飘，不够脚踏实地，成不了大事。

这种潜在的不信任，就像一根小刺，扎在两人关系里。现在，钱的问题一出来，这根刺立刻就发炎、化脓了。

章太炎起初只知道铃木久五郎那一万日元的事，压根不晓得日本政府那五千。他一听，好家伙，一万日元，你就给我两千办报纸？剩下八千你拿去干嘛了？他觉得，这笔钱既然是给革命的，那就应该全部交给《民报》，由他这个主笔来支配。

还没等他发作，同盟会里几个日本人，像平山周、北一辉这些人，就把日本政府给钱的事儿也给捅了出来。他们添油加醋地一说，暗示孙中山拿了日本政府的钱，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怕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

这下彻底炸了锅。

刘师培，也是个大学问家，当场就断言：“孙文受贿！”

张继，另一位同盟会的元老，脾气比章太炎还火爆，直接破口大骂，说孙中山这是被收买了，高喊着：“等不到革命成功，我先砍了孙文的脑袋！”

章太炎那股疯劲儿上来了，谁也拦不住。他冲到墙边，一把就将孙中山的画像给扯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嘴里还骂骂咧咧，说这是“卖《民报》的孙文”，不配挂在这儿。

当时负责庶务的刘揆一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替孙中山辩解了几句。这可好，直接点燃了张继的火药桶。张继二话不说，冲上去对着刘揆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整个同盟会总部乱成了一锅粥，斯文扫地，哪还有半点革命同志的样子。

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误会，就这样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决裂。这场风波，也成了同盟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内部分裂，其影响之深远，远超那一万多日元的价值。

说到底，这事儿真能全怪孙中山处理不当吗？恐怕也未必。他作为领袖，考虑的是全局，是下一次起义的成败。在他看来，钱用在刀刃上，比什么都重要。而章太炎，作为文人领袖，他看重的是程序的正义和组织的透明度。他觉得，你孙中山凭什么一个人说了算？

这其实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一个是务实的行动家，一个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同一个目标，但走的路子、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再加上“章疯子”那眼里不揉沙子的火爆脾气，一点火星，就能引燃一场大火。这出闹剧，说白了，是革命队伍内部人性弱点和性格冲突的一次集中爆发，让人看尽了理想之下的现实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