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1-2023.7.3

阎明复，出生于辽宁海城，于194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中出任副主席及党组副书记，同时，他还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自1946年始，我历经东北大学教育学系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深造之旅。

1949年，恰逢我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现今的黑龙江大学）圆满毕业。

曾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以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的定稿员。

自1978年始，我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同时，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我亦担纲副秘书长之职。

1986年，任中统部长。

1987年，任中纪纪委书记。

1989年6月，中共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免去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1990年，他卸下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重任，亦随之告别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副书记的职位。

自1991年5月起至1997年7月，我担任了民政部副部长的重要职务，此职位享有正部级待遇。

自1997年8月起，我先后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一职，继而荣任会长，并最终荣获荣誉会长称号。至今，这一历程已跨越二十余载。

2023年7月3日，晨曦初露，十点十九分，因疾病治疗终告无效，不幸离世，享年九十二岁。

秦城监狱被誉为中国的“第一监狱”，专司关押要犯之职，历史上曾收纳过众多国民党战犯，以及各类重大案件和重要案件的涉案人员。“文革”期间，这里关押了众多所谓的“政治犯”，其中不乏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第二专案办公室负责审查的军队系统相关人员，以及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亦最终被羁押于此。

七年的恶梦由此拉开帷幕。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1967年11月17日夜，我陷入了一场“公审”与“逮捕”的漩涡。两名军人将我夹在中间，我身处一片漆黑之中，无法辨识这辆黑色轿车将驶往何方……漫长的旅途过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预定的地点。

1

军人检查鞋内用探测棒。

夜幕渐深，街灯的照耀下，马路北侧一排平房映入眼帘，其中一扇紧闭的大门格外引人瞩目，其造型与乡村政府大院颇为相似。我们的车缓缓停在门前，一名军人下车与守卫的哨兵进行了简短交谈。不一会儿，大门缓缓开启，车辆驶入宽敞的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驻。随后，负责押送我的军人将我引领入屋，将我移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便转身离去。

值勤的士兵令我彻底卸下衣物，随后换上了他们所提供的装备：一件白色粗布材质的衬衫与短裤，以及一套黑色棉质的夹克与棉裤。裤装的设计独特，没有裤带，只在裤腰两侧缝制了两条细长的布条，旨在固定裤身。然而，由于这些布条长度不足，我无法将其系紧，因此在行走时不得不用手提着裤脚。

士兵再次指示我卸下鞋袜，并使用探测棒细致地检查鞋内，仿佛在搜寻微型的收发报机。鉴于我脚型偏大，身着四十五码的鞋款，他们搜寻了许久，却始终未能找到合脚的尺码。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让我换回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衣物均被剥夺，唯有这双鞋陪我度过了铁窗内漫长的寒冷冬季。

紧随其后，一名军人引领我穿过庭院，直至那座被电网环绕的巍峨院墙之前。铁栅门紧闭，哨兵在接过我的通行证后，轻柔地推开侧门，我们方得以踏入。院落深处，几座独立的院落错落有致，皆被高墙严密包围。一道小门通往关押囚犯的楼房，只需迈过门槛，即可步入其中。

踏入楼内，负责看管我的士兵将我引见给了管理员。管理员引领我穿越冗长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斑驳的灰墙，另一侧则是一排排紧闭的牢房。待我们到达一扇牢房的门前，他熟练地取出钥匙，依次打开了门锁、外围的铁栅以及内层的木门，示意我步入其中。

他告知我，我的代号是“67124”，在此处，不得提及任何外界名字，唯有代号方可使用。除却不得呼喊本名，他接着宣读了数项规章制度：首要，禁止高声喧哗或吟唱；其次，严禁在墙壁上任意涂鸦；再者，必须遵循哨声的节奏安排作息，遇到任何问题应立即上报；最后，严格禁止与任何同囚进行交谈。

随后，他将两个搪瓷材质的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一块洗脸巾、一支牙刷、一盒牙膏以及一卷手纸交于我手。他特别提及，每餐用餐时，热水将随时供应。话音刚落，他转身离去，先轻柔地关上了木门，紧接着又关上了铁门，最后，我听到了锁扣扣紧的声音。

2

单侧长期睡眠可致脸部变形。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未能及细思。随着管理员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在走廊中消逝，在这片死寂的囚室中，我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已被拘捕。究竟身处何方的高墙之内，将要被囚禁多久，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些未知的谜团瞬间将我笼罩在深深的迷茫和无助之中……

我四周张望，察觉这间囚室的规模恰到好处，呈长方形布局，长度超过十步，宽度约有五六步。房门正对面，一堵墙矗立，其上镶嵌着两扇紧闭的长条形铁窗，离地大约一人之高。铁窗下方，一张矮床静默地安放着，床上覆盖着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

位于门左侧墙角的角落，设有一间带小门的厕所。室内配备了冲水功能的坐式便桶，墙上特别设置了观察孔，以便哨兵于走廊中监控犯人的如厕情形。厕所侧壁还安装了洗脸池，方便使用清水。囚室上方悬挂着一盏双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当黄昏降临，灯光便会亮起，其亮度约为一百瓦，直至就寝哨声响起，灯光便会降至四十瓦，确保哨兵在夜间能够清晰监视犯人的活动。如有必要，哨兵可随时开启大灯进行详细观察。

我正聚精会神地环顾四周，忽有一阵声音自门扉传来，催促我尽快安寝。我抬起目光，只见门楣上方有一扇方形的小窗，此时，那小窗正徐徐开启，露出了一名哨兵的面庞。方知，入寝时间已比预期提前，我迅速脱去沉重的棉袄，躲进了被窝。

方才意识到，屋内似乎并无暖气，被褥亦显得过于单薄，更别提缺少枕头，那晚，我冻得整夜未能入眠。随着日子的流逝，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将棉衣和棉裤铺展在棉被之上，整夜保持静止，以防它们滑落。至于枕头缺失的问题，我便将一双大棉鞋置于薄薄的褥子之下，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显得十分方便。

偶然间，我在梦乡中无意间翻了个身，面部朝向了墙面，那场景实属糟糕。耳边传来哨兵用他那双厚实的皮靴猛烈地撞击铁门的声音，直至这声音将我从沉睡中唤醒。我随即调整了睡姿，要么平躺，要么面朝铁门。哨兵需时刻留意犯人的面部表情，以防万一。日复一日，采取单侧睡姿的许多犯人面部一侧逐渐变形，这竟成为了“秦城人”的一个鲜明标志。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3

管理员虐待囚犯。

次日破晓，哨音划破了夜的宁静，我即刻起身。至于具体何时醒来，我始终未能确切知晓，或许是在六点钟，或许是在六点半，亦或是七点钟。不久，走廊中传来了小车滚动的声音。小车很快便驶至我门前停下，我猛然看到木门下方的小门已然敞开，管理员宣告：“开饭了，请将你们的饭碗和水杯取出。”我立刻将两个碗和水杯摆放在小门之外。

管理员用一把大勺从锅中盛出一些稀饭，倒入我的碗中，旁边的那只碗里则摆着一个窝头和几片咸菜。接着，他又拿起大勺，将热水倒入水杯中，提醒道：“今天只有三杯水，务必要节省着用。”我手捧饭碗和水杯，踏进屋内，随即关闭了小门。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了这扇小门的实际作用。前一晚因熬夜未眠，早餐后我便感到疲惫不堪，于是裹着衣服躺在床上。但还没等合眼，上方木门旁的小门突然打开，哨兵严肃地喊道：“白天禁止休息！”我立刻从床上跳起，坐在床边。

我们所在的囚室位于一座呈“U”字型布局的三层建筑中，东侧、西侧及北侧各分布着五间囚室，它们通过走廊相互连接。位于北侧的牢房走廊两端均设有坚固的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域相通，该区域设有数间审讯室以及看守人员的办公空间。在囚室内，犯人们始终处于看守和管理员严格监控之下，严格遵守着“牢规”的各项规定。

日复一日，与囚徒为伍的，是那些管理员与看守，而我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称呼来称谓他们。

所谓看守，实则是指那些负责守卫的士兵或哨兵。我们牢房的门外，是一条漫长而宽敞的走廊，每三名至五名囚犯的监管则落在一名士兵的肩上。他们在这走廊上来回巡视，透过囚室门上的小孔严密监视着囚犯的动向。一旦发现囚犯有违规行为，如白天卧床、大声喧哗等，便会立即予以制止，或是上报给管理员进行处理。

随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唤醒了沉睡的号角，囚犯们必须迅速地从床上跃起，任何动作迟缓或无力起身者，都将面临他们的干预。日间，囚犯们不得在床上休憩，一旦有躺下的行为，士兵便会下达即刻起身的命令。即便是在夜晚的休息时刻，若囚犯的睡姿未朝向房门，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猛踢房门。士兵们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踏入囚室，而且他们中鲜有熟悉的面孔，因为他们的队伍频繁地更换着新成员。

管理人员更迭不常，他们常保持沉默。在我所观察到的范围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监管犯人的日常生活，这包括安排户外活动、沐浴、分发饮食与报纸，以及将犯人押送至审讯室、诊所或探视室（若亲属前来探访）。犯人在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必须向他们报告。在与管理人员交谈时，必须首先以“报告”作为敬语。管理人员拥有开启囚室、进入囚室以及管制犯人的权限。而在囚室内对犯人的体罚和虐待，往往根源于他们的所作所为。

4

秦城监狱首审

苦难与羞辱交织成网，饥寒交迫、饥肠辘辘的时光，不过是这段牢狱生涯的冰山一角。

七年时光荏苒，那段被囚禁的往昔，我已难以清晰地追忆审讯的具体次数。起初的头两年，审讯的频率颇高，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似乎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然而，在那诸多审讯经历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无疑是那第一次的审问。

翌日清晨，11月18日的曙光微露，具体时刻已难以追忆，囚室的门缓缓敞开，管理员步伐坚定地踏入，声音低沉而沉稳：“准备接受审讯，跟我来。”

走出囚室的门扉，我沿着走廊左拐，穿越一扇坚固的铁栅栏后，又向右转，前方展开的是一条漫长的通道。通道两侧，一侧是冰冷坚硬的墙壁，另一侧则是整齐排列的牢房。就在这些牢房之间，管理员忽然示意我停下前行。

他轻轻推开一扇门，与屋内的人物低声交谈了几句，接着向我示意进入。这是一间宽敞的长方形牢房，左侧排列着一长溜桌子，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几位军人正端坐在其后。在房间的另一端，大约二三米开外，摆放着一个椭圆形的礅子。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个瓷制物件，但后来方才明白，这礅子却是实心的，内部填充了铅块，其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犯人利用它攻击审讯人员。

深入研读了那些语录之后，专案组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其内容大体不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古老教诲，而我对于具体细节已经记忆模糊。唯一清晰在脑海中的，是他们反复要求我交代与彭真、杨尚昆之间的联系。

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的技艺。自中办“文革”初期，即便身处中南海，我便开始讲述，直至“学习班”的设立，我已撰写了多篇材料。于是，我滔滔不绝地进行了“交代”。直至正午时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随后引领我返回囚室用餐，餐后，我又被带回了审讯室。我继续进行“交代”，直至夜幕低垂。

随着冬季日短夜长的节奏，日暮时分不知不觉降临，腹中的饥肠辘辘提醒我已接近五点。我自言自语道：“看来，我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专案组成员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情，追问：“这么快就收尾了？可那最关键的环节你还没提及呢！”我好奇地追问：“难道还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内容未曾涉及？”专案组成员带着几分得意地说：“你涉嫌与苏联勾结的事，你还没解释清楚！”我忍不住笑出声，回答道：“我‘通敌苏联’？毛主席曾表扬我是反苏的先锋啊！”

“毛主席赞誉之辈，何其众矣。”我反诘道：“若是如此，不妨各自行查证一番。这纯粹……”话刚到舌尖，我本欲指责这纯属徒劳无益，却终究将话语生生吞回腹中。

必须强调，自专案组组建伊始，我们未曾有过任何严厉指责的行为，更未曾采用过所谓的“逼、供、讯”手段。自那时起，那份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便已完全消散。我从未与苏联暗中勾结，多年来，我勤奋地追随毛主席，在反苏修的斗争中担任翻译一职，我的能力如何，任由他人评鉴，但请坚信，我绝非特务！毛主席的教诲“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已深植我心，成为我行动的指南针。

因此，首轮审讯就此画上了句点。步回囚室，随着情绪逐渐平复，一种“饥寒交迫”的苦楚渐渐涌上心头。

5

不交代，枪毙！”

我的嫌疑似乎已经没有更多新的事迹可供挖掘，然而，对已被推翻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无端“揭露”却接连不断。众多专案组纷纷涌向秦城展开审讯，力图从我的口中找到所谓的“突破口”。他们采取的手段多样，既有软性的诱惑，也有强硬的逼迫，审讯活动从未有过间断。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长（无论他是否实至名归，姑且如此称呼）其行为堪称蛮横无理，横生枝节，对政策似懂非懂。观其气焰，仿佛仅是位不起眼的军官，却刻意装出一副权势滔天的模样，令人深感厌恶！

“曾。”他断言，“在陆定一与尤金交流之际，你必然担当了翻译的重任。”我辩称：“事实并非如此，毛主席会见尤金时，我才是那位翻译。”他怒斥：“提及伟大领袖之名，绝不允许！”我反驳：“是否提及，全在于你所提问的内容。”他情绪激动地喊道：“不可提及！若你继续狡辩，即刻将被押往刑场！”我坚定回应：“即便面临如此威胁，我也未曾为陆定一提供翻译。”经过一番无端的纠缠，他最终无奈地终止了对我的质询。

数日之后，我的专案小组抵达。我向他们详细阐述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全程。他们反复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杜绝编造虚假事实。同时，他们勉励我们，要始终坚定对党的政策的信仰和信任。

不久，陆定一专案组再度返回，照旧遵循惯例发出威胁，“若不坦白，即刻枪决！”“余生将被永固于牢狱之中！”诸如此类。面对这些，我只简单回应道：“我未曾担任过陆定一的翻译，绝不容许自己说出谎言。”此语一出，他们愤怒而归，仅是带着满心的不甘与无奈。

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审讯本质上是对个人良知、勇气和信念的严峻考验。在审讯现场，若顺着审讯人员的“诱导”，选择“言不由衷”或“诬告他人”，或许可以短暂地获得自由。但对于被囚禁在阴暗潮湿的单人牢房中的“囚徒”来说，没有比即刻重获自由更强烈的诱惑了。然而，这种选择必须以“言不由衷”为代价，并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可能影响到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无辜地遭受诬陷的恶果。

面对“举报即获释”的诱惑与“拒不坦白即遭枪决”的威胁，我未曾有过说谎的念头。我坚定地守护着绝不吐露半句谎言的信念，在这段漫长且艰难的囚禁生涯中，我的心灵反而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宁静与释然。

“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之后，对专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级领导向我询问了我所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情况。我回答称，我所接触的专案组在执行政策时，表现出了严谨和务实的态度。然而，在所有的专案组之中，最不遵守政策、频繁引发问题的，非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莫属。

数年之后，当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接受疗养之际，我有幸得以前往探望。谈及“文革”时期的那批专案组成员，陆老愤然斥责道：“这些人，实在是坏到了极点！”

6

熟悉的咳嗽声

在我父亲的名册上，他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编号则是67124。

自“文革”落幕，我才蓦然醒悟，在我仅听到父亲咳嗽的数日之间，那位历尽磨难的长者，带着满腹冤屈，与我们永远诀别。

在偏远的监牢之中，聚集了一个特别的群体。虽无法亲见他们，但透过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声响，我能揣摩出“此处何人？”或是“又发生了何事？”的问题。对同僚的处境感到深切忧虑，不禁为之叹息。那从内心深处传来的、如同父亲绝望般深切的呼唤，随岁月流转，依然在心头回响，耳边似乎永远萦绕着，伴随着那些充满挑战的日子……

7

在用餐过程中，不时有蚂蚁或苍蝇混入菜肴之中，此种情形竟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一幕。

谈及监狱的饮食，初入狱的时光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饥寒交迫”的艰辛。那时的餐食极其简陋，常常只有一碗稀饭和一个小小的窝头就能打发一顿。至于中餐或晚餐，有时甚至仅是两个窝头，或是糙米饭搭配半碗蔬菜。这些蔬菜多来自劳改农场，我们所能享用的菜肴完全取决于农场的收成。每年春天，菠菜一上市便成了餐桌上的常客，连续二十多天，菠菜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菠菜之后，小白菜、萝卜等蔬菜也依次登台。这些蔬菜似乎未经清洗，直接下锅煮沸，盛入碗中，上面是菜叶，下面则是浑浊的汤汁。菜中常夹杂着蚂蚁、苍蝇，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某日用餐时分，不期然咬到了一颗肉质饱满、香气袭人的物体，误以为是一块肉块，遂匆忙吞下，余下部分则用筷子夹起，细加端详，这才惊觉原来竟是一条青色的巨大菜虫。心慌意乱之际，不敢草率丢弃，只得将它暂时搁置在碗内，待到洗碗时，方将其投入马桶之中。

近期，邻居家在用餐时不慎将不明物体投入马桶，未能及时冲洗，便遭到了巡逻哨兵的发现。哨兵随即关闭了走廊的自来水阀门，并强制要求邻居将马桶中的物品一一捞出，且逼迫其逐一吞食。在此过程中，哨兵对其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斥责其行为为反动，竟敢对人民的粮食进行亵渎。

最令人难熬的，无疑是周末与节假日。在这期间，每日仅能享用两餐，早餐通常在黎明时分送达，内容往往仅限于两个窝头。午后两点至三点，中饭亦至，依旧只是两个窝头。如此循环，直到次日清晨才能再次进食，这漫长的十五六个小时，饥饿的折磨让人心神不宁。尤其在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间，若连续放假两天，挑战更是成倍增加。

自1968年夏日起，生活饮食水平显著提高。我获释方才得知，狱中几位资深同志不幸去世，周总理闻讯后，特地亲赴秦城进行视察，并下令务必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待遇。自此，每周餐桌上，菜肴中开始点缀着几片肉块，或是汤中泛起细微的油光。

此番转变实属不易。每逢春节，饮食的丰盛程度更是显著提升，要么是品尝那丰盈多汁的大肉包子，要么是细嚼那酥脆可口的大油饼。我们只需一声呼唤，管理员便会慷慨解囊，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亲自打开每间囚室的小门，耐心询问是否还有所需，如此循环往复……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吞下了十多个包子，以及八九张大油饼，直至胃胀得难以承受。饥饿与饱胀之感，皆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8

理发，无指甲刀，咬断指甲。

自“文革”初露端倪，我国公安系统便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军队迅速介入，接管了相关事务。秦城监狱亦未能幸免于难，原本的公安管理人员寥寥无几，我遇到的几乎全是军人。监狱的管理制度也遭受了严重破坏。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入狱之初，我长时间未曾得到放风的机会，整日被困在囚室中。幸好在冬季，牢房较为宽敞，空气并未显得过于污浊。头几个月，我未曾理发，虽然长发略显长势，尚能忍受。然而，最难以忍受的是头几个月内无法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过长，不仅影响了日常生活，甚至刺入了肉里，我只能用牙齿将其咬断。至于洗澡一事，更是无从谈起。

待至次年春光乍泄，犯人的日常管束终于步入正轨。每月，管理员都会为犯人进行一次简短的理发，将头发剃得一丝不苟，动作敏捷，伴随着几声清脆的“咔嚓”，整个过程便告结束。纵使推子偶尔略显钝钝，不免带来些许不适，但终究完成了理发的任务，避免了沦为蓬头垢面的“嬉皮士”。

在理发之际，管理员会召集犯人至走廊，引导他们坐下于板凳之上，覆盖以布料，随即着手进行理发。至于指甲的修剪，亦为每月之例行事项。管理员轻推囚室的门扉，步入室内，告知犯人即将进行指甲修剪，并递上一把指甲刀，由犯人自行完成修剪。期间，管理员在一旁保持肃穆的监视，不发一言，直至修剪完成，方才收回指甲刀，悄然离去。

9

洗澡先解扣搓洗。

大约在1967年年末至1968年新春之际，监狱着手为囚犯安排了沐浴设施。考虑到监狱的隔离式布局，囚犯们各自被安置于独立的牢房中，彼此间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因此，无论是沐浴、散步或是接受审讯，囚犯们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相互见面的规定。浴室位于楼栋北侧，设有五间并排的淋浴间，每间都配备了门扉，而相对的墙壁仅筑至洗澡者腰部的高度。

在沐浴过程中，走廊之外部署了一位管理员，并在首个转弯处增设了第二位管理员。随着拐角的逐一增加，每处转弯均配备了一名管理人员，直至到达浴室门前。沐浴之际，首位囚犯需沿着走廊前行，经过第一个拐角，此时第二位囚犯方可离开囚室，沿着走廊至拐角处等候。待第一位囚犯继续前进至第二个拐角，第二位囚犯方得转身进入第二个走廊。此过程依次类推，确保每位囚犯按预定顺序完成沐浴。

步入浴室之际，首位犯人率先踏入最里侧的淋浴间，管理员随即从外侧紧闭门闩。紧接着，第二位犯人步入浴室，来到倒数第二间的淋浴设施，依此顺序依次进行……直至第五位犯人踏入首间的淋浴间。自首位犯人踏入淋浴室的那一刻起，便有管理员在半成品墙壁之外来回巡梭。

沐浴完毕后，返回囚室的顺序则刚好相反，由第五位犯人先行，依次类推。总之，犯人们彼此间连背影都无法窥见。沐浴时间大约仅十分钟，若动作迟缓，管理员便会大声催促：“快些，快些……”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层楼聚集了约四十五名犯人，每五人一组，需分九次完成，而押送的过程或许还可能超过沐浴时间。习惯成自然，每当洗澡的信号响起，我便会提前在囚室中松开衣扣，轻轻拭去身躯上的尘埃，随后步至澡堂，以热水冲洗数遍，便算是了结了一切。

10

通风作业，其目的在于防止罪犯在地面上留下任何秘密的标记。为此，设有专人负责进行彻底清扫，以确保消除所有可能的线索。

在和煦的春风轻抚脸庞之时，放风的习俗于1968年春初悄然崭露头角。

监狱建筑呈“U”字形布局，其中央区域便是囚犯们用于放风的场所。这一区域由众多长方形的小单元组成，东西两侧各排列了十个小单元。每个单元均向外敞开，配备了小门，四周被墙壁所环绕，形成了“井底之观”式的放风空间。放风区上方架设着一条“天桥”，哨兵在此来回巡视，对每个单元内囚犯的活动进行严密监控。囚犯从囚室被押送至放风区的过程中，其路线与之前所述的洗澡流程类似，只是途中增加了几个转弯，同时哨兵的数量也有所提升。

放风时间通常维持约四十分钟。起初，放风的频率并不频繁，然而自1973年开始，放风次数显著上升，每周至少发生一至两次。在每次放风过程中，我们常常步入各式各样的格子间，每次都能目睹地面被彻底清扫过的清晰迹象。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举是为了预防犯人于地面留下任何隐藏的标记。每当一批犯人离去，哨兵们便会迅速展开清扫，以确保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线索。

11

在翻阅晨报的时光里，林彪的名字竟意外地在版面上消失无踪。

1967年年末，我的“苏联修正主义嫌疑”问题得到确认后，我得以一睹《人民日报》的风采。自那以后，每日清晨，管理员都会将当天的报纸亲自交到我的手中。而在次日，当新的报纸分发之际，前一天的那份报纸则会被收回。在那个时期，三名囚犯共分一份报纸：第一天，报纸归我所有；第二天，发放新报纸的同时，管理员会收回前一天报纸，转交给隔壁牢房的囚犯；等到第三天，这份报纸便轮到了第三位囚犯手中。

并非所有在押人员都有权翻阅报纸。我仍清晰记得，有次管理员误将报纸递给了我右边囚室的狱友，随即急忙更正：“错了，错了，你现在并未获得阅读此报纸的许可，请立即归还！”这位狱友或许因长久与世隔绝，对报纸的渴望愈发迫切，故而不愿轻易归还。管理员面对此情此景，无奈之下，只得打开囚室的门，亲自进入将报纸取回。这才让我豁然开朗，方才意识到自己入狱一个多月以来，未曾被允许阅读报纸，直到专案组进行第二次提审之后，这一限制才得以解除，这显然预示着我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明。

在这冗长的监禁时光里，《人民日报》成了我沉默的伙伴，是我探视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我日复一日，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管理员分发报纸。一旦到手，我便如获至宝，从头版头条开始，一字一句地仔细研读，直到翻到四版上的最后一则新闻。阅读完毕，我又会从头开始，反复阅读。在我的生命里，从未有过如此投入地阅读报纸的体验。我与之中的信息共鸣，共享喜怒哀乐。

忆及1971年九月中旬，林彪的名字骤然在报端消失，他的语录与肖像亦无影无踪，我心中不禁生出一股警觉，料想林彪或许遭遇了不幸。然而，对于事态的严重程度，我仍旧难以捉摸。直至林彪专案组的审讯揭露，方知他企图叛逃却以失败告终，最终机毁人亡。这位按党章规定应为接班人的林彪，竟选择了背叛，令我深感震惊。林彪无疑是“文革”期间的头号祸首之一，他煽动了一场狂热的造神运动，残酷迫害了众多曾经的战友。与此同时，我对自己依然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尽管多年来身处孤独的牢狱之中，内心不禁泛起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