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瑞，鲁迅的母亲，她是一位既普通又非凡的女性。她育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幼子与幼女不幸早逝。鲁迅和周建人，这两位儿子成为了我们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与生物学的代表人物；另一位儿子周作人，则是现代散文领域的知名作家，然而他的名声亦因汉奸之嫌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鲁瑞命运多舛。

鲁瑞嫁入周家不久，其夫周伯宜便一举中了秀才，一时间，她被誉为拥有“旺夫之相”。她首胎诞下兴房的长孙，两年后，又迎来了次子，这份福气，即便在族人众多的周家台门，也足以令人称羡。她因此成为了众人争相邀请的“红人”，同时也是一位忙碌的“大忙人”，因为每当三台门中的哪家迎娶媳妇，她都必被邀请前去迎接新娘。

她的公公周福清因科场行贿罪被捕入狱，而她的丈夫周伯宜，作为秀才，也因此被革职，抑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为了营救亲人，家中不得不变卖家产、卖地求医。两年后，年仅6岁的小儿子椿寿也离开了人世。

步入暮年，成家立业的儿子们将鲁瑞接到北京，本应是她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然而，两个长子之间却产生了不和。在晚景渐入的岁月里，鲁瑞更是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之境。

1943年，这位年届八旬七岁的慈母“悄然离世”，其生命的终结时刻，陪伴在她身边的，正是她的次子周作人。

这位既慈祥又坚韧的母亲，既是儿子们心灵中的避风港，亦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无形而深切的牵绊。

鲁迅：母在则强

“这样的孩子，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在那个时代，长子的地位尤为特殊。在周家这样的传统世家大族中，长子将继承父辈的衣钵，成为家族下一代的家主，成为母亲未来的坚实依靠。

鲁迅的祖父因犯罪被囚禁，父亲亦不幸病故，这两重打击使得他不得不在年幼之际，便肩负起家庭的重担，过早地承担起主心骨的角色。

鲁迅15岁时，其父去世。

“大哥继父亲之位，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待火锅佳肴上桌，他拿起香烛点燃，随即开始虔诚地上香。我们便随他跪地行礼，一同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长子所需完成的，不仅是一场仪式的履行，更需直面外界的挑战与风霜。

“作为我兴房的长子，他往往是族中事务的首选。记得那次，家中的长辈们计划重新调整住房分配，便召集族人共商此事。我兄长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他们以我们房内人丁稀少为由，意图侵占我们的住房权益。众人都以为我兄长年纪尚轻，必定能够迅速解决问题。”

年少的鲁迅并未向困境低头，坚决拒绝签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归家之后，他并未向母亲倾诉衷肠，而是将心中所苦，默默倾诉于日记之中。

在孤儿寡母的孤寂中，少年不得不勉力加速成长，担负起为家人抵挡风霜的责任。

1898年，鲁迅入读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步入议亲之龄，然而在台门之中，周家实非理想的议亲之选。

鲁迅的祖父尚未走出囹圄，家中实为犯官之族。经济上，原有着五十亩水田的丰裕家境，然祖父入狱，父亲又不幸染病，不得不变卖水田，典当首饰，生活陷入拮据。鲁迅就读于水师学堂，常言“好男不当兵”，而他若未来从军，便似是将灵魂出卖给了洋人。这些因素，无疑成为了议亲时的减分项。

促成鲁迅婚姻的，乃是周家的谦婶与玉田叔祖母，她们两位均为朱安的远亲。其中，玉田叔祖母姓朱，与朱安同宗。

在深思熟虑之后，鲁瑞于1901年向朱家提出了“请庚”的请求。朱家亦为望族，先祖曾担任过知县，门第相称。然而，相较之下，朱安的个人条件略显欠缺。她身材娇小，目不识丁，性格固执，近乎迂腐。

1906年，鲁迅的母亲以疾病为由，巧妙地诱使儿子归国完婚，这份深沉的母爱最终使他心甘情愿地屈服。

鲁迅协助母亲完成了婚礼的各项仪式。这场婚姻，自此成为鲁迅心中沉重的负担。

鲁迅在日本期间，深受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的深刻影响。

“上级下达了暗杀某位要人的命令，他心中不禁想，自己恐怕将面临被捕或丧命的命运。若不幸离世，那年迈的母亲又该如何独自生活？”

顾虑者未成刺客。

鲁迅在晚年向冯雪峰坦言：“在我看来，母爱的伟大实在令人敬畏，近乎盲目的程度。”

周作人：鲁迅母，似离似合。

周作人，鲁瑞的次子，亦是她临终之际的陪伴者。然而，周作人对母亲的称呼，却始终令人感到意外。

1936年深秋的十月，鲁迅先生仙逝的消息传至京城，翌日，周作人先生照常主持了一堂关于《六朝散文》的讲座。即便得知噩耗，他亦未请辞，依旧踏上了讲台。课程结束后，他语气沉重地表示：“我必须前往鲁迅先生的母亲家中。”

1938年，叶公超抵达北平，常风便陪伴他一同拜访了周作人。在叶公超力劝周作人离平之际，周作人倾诉了无法离城的缘由：“鲁迅的母亲以及我的妻室，均需我照料生计，而我的幼子一家亦仰赖于我维持生活。”

据周作人秘书的记载，在家庭聚会中，他常以日语向羽太信子询问：“鲁老太太今日食欲如何？”

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或鲁迅的老太太，这些称谓皆显得有些生疏。

周作人对母亲并非不孝，实则履行了作为儿子的基本职责。俞芳在回忆中提及，

鲁迅离京后，照料太师母的重任仍落在了他的肩上。周作人因日常事务繁忙，鲜少能抽身前往西三条探望太师母。偶尔，信子或芳子会带着孩子们前来西三条探望，信子还会时不时地带上一些日本点心，为太师母带来一份温馨的关怀。

自鲁迅先生离世之日起，自1938年1月起，周作人便毅然担负起母亲日常生活的经济支持，每月慷慨出资五十元。

在《知堂回想录·先母事略》中，他对母亲的品德赞不绝口。他形容母亲性情温和，易于相处，然而在关键时刻，她亦展现出坚强果断的一面。谈及晚年与母亲谈论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物的经历时，他赞叹母亲对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准确无误，其议论总能抓住要害。

这种理性的疏离与周作人所处的次子位置紧密相连，亦缘于他相较于鲁迅，缺少那份对母亲深沉而真挚的热爱。

鲁迅身为长兄，承载着家族的重任，鲁瑞对他既呵护备至，又深信不疑。尽管鲁迅对母亲存有微词，但母子之间的情感依旧深厚。

周作人与母亲的情感相较于其他人显得更为淡薄。他上有兄长，下有妹妹端姑。不幸的是，端姑与周作人一同患上了天花，幸好有祖母蒋老太太的悉心照料。端姑去世后，鲁瑞的身体状况不佳，还需操持家务，于是周作人便跟随祖母生活，“我自幼便与她同床共枕，想必在那期间居住了六年以上”。祖母蒋老太太的女儿，即周作人称为小姑母的康官，他也颇为亲近。“在她出嫁的那天，我那二哥紧紧攀住轿门，不愿让她离去，甚至想要钻进轿中与她一同远行！”

随后，周作人添了两位弟弟。三弟周建人自幼体态孱弱，鲁瑞对此颇为忧虑，“她总是将他带在身边，形影不离。”而四弟的早逝，更是鲁瑞心中难以愈合的痛楚。

鲁瑞说

自幼年起，老二便沐浴在众人的关爱之中，这让他养成了强烈的依赖心理，凡事都习惯于依赖家人，尤其是依赖长兄。在他心中，家庭的重担似乎理所当然应由老大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感在他身上显得淡薄。

这种依赖性，既与周作人的个性特征紧密相连，亦与周家兄长如父般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三、周建人：凯风南吹棘薪

周建人是鲁瑞的幼子，自幼便在母亲的庇护下度过了许多时光，却也是最早从八道湾这个大家庭中离去的成员。

周建人已年过九旬，提及母亲时，言语间流露着深深的怀念：“她性格豁达，宽以待人，无论我们顽皮至极，她从未曾真正动怒，总是以和颜悦色待人。即便后来家中遭遇种种磨难，她亦未曾皱眉，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品格。我坚信，她便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母亲。”

周建人自幼体弱多病，常感发热不适。鲁瑞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携他同行，形影不离。

疼爱变牵绊。

十四岁那年，周建人便有了前往南京水师学堂深造的志向。

周建人与其族中教师庆蕃叔商定一同前往南京参加考试。他悄然备考，整理行囊，却未料到鲁瑞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地说：“你若离去，我如何自处？我孤身一人，如何是好？我宁愿少活几年。”

彼时，鲁迅的祖父已重获自由，而鲁迅正远赴日本深造，周作人与他的庶出叔父周伯升则同在南京的学堂中求读。周建人后来分析，

“在我家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允许兄弟几人同时外出，以免回来后连个安身之地都找不到。此外，近年来，我与母亲相依为命，若我离去，她将倍感孤独，生活也会遭受很大影响。女子不便轻易外出抛头露面，但家中又有许多事务需要有人外出处理。或许是我体弱多病让她担忧，我常常在家生病，若外出，状况会更加堪忧。这些或许都是母亲不愿让我离开的原因。”

周建人的小舅父前来劝解。

“小姊姊，你切切不可如此行事。一旦家中长辈外出，未来各自展翅高飞，那留在家中的，难免会成为‘篰底鸭’。我亲眼目睹此类情形，已屡见不鲜。”

然而，鲁瑞并未听从。她对幼子固然心怀愧疚，但家庭的经济状况确实需要一位年轻儿子的支撑。两个长子亦对此表示认同，他们提议周建人留在家中，负责家务，陪伴母亲，同时进行自学。周建人便在家附近的会稽县学堂继续他的学业。

毕业后，因迟到之故，错失了参加绍兴府中学堂升学考试的机会。继后，经同学引荐，投身于塔子桥僧立小学堂的筹办工作，担任校长一职。自此，便与绍兴中学堂的考试无缘。

事实上，尽管在绍兴，周建人尚能勉强支撑家计，然而当全家迁至北京八道湾的宽敞宅邸后，他的学历便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就业难题随之而来。

1921年，周建人赴上海投身于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其妻羽太芳子并未随行。次年，1922年，羽太芳子迎来了他们的次子周丰三的诞生，但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携子一同前往上海的决定。

1925年，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婚。

1937年元旦之际，周建人怀着慰藉失去爱子的母亲之心，特地偕同王蕴如一同前往北京，出席母亲的寿宴。然而，羽太芳子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而周建人的长子周丰二愤然冲出，对父亲进行指责，场面顿时陷入混乱，双方关系最终彻底破裂。在一片混乱之中，鲁瑞的80寿宴不欢而散。

在这场冲突过后，周建人毅然宣布与他与周丰二之间的父子关系一刀两断，同时终止了对八道湾的经济支持。然而，他仍旧保持着对母亲与长女马理（周鞠子）的关照，每月从自己的收入中拨出20元，转交给马理。

周作人对三弟的不负责任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抗战期间，周作人经日本使馆之便，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需将周建人一半的薪资直接汇至自己名下。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兄弟之间的矛盾与不和。

1941年，周丰三不幸离世。在芳子所生育的三个子女中，他是最少与父亲相见的。他尚未呱呱坠地，父亲便奔赴上海开始了工作生涯。

鲁瑞年迈，儿大难管。

俞芳回忆道，晚年的鲁瑞屡次提及她六十岁生辰的那一幕。鲁迅特地请假返回绍兴，携同两位弟弟一同为母亲庆生，邀请戏班献艺，近亲与好友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幸福中藏有阴影。

那一年，朱安于宴席启幕之际，屈身跪地。她言道，自嫁入周家已历数载，大先生对她鲜少关心，然而她亦决意不离周家而去。毕竟，生为周家之人，死亦将化为周家的魂魄。她立志恪守媳妇的职责，终其一生侍奉婆婆。

在那一年，羽太芳子的大儿子周冲不幸早逝，这沉重打击使得芳子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家庭决定让她回到日本休养数月。在日本疗养了五个月后，芳子终于恢复了健康，重返绍兴。

家庭悲剧的根源可能早在过去。

自鲁迅祖父身陷囹圄，父亲不幸离世，鲁瑞为长子的婚事奔波张罗之际，或许那些破碎的种子早已悄然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