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军阀中，张作霖以“义”名重一时，他本人也非常看重并着力培育这种以“义”为核心的结盟意识，甚至可以说，“义”是奉系集团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何柱国在《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一文中，记述了他与国民党元老伍朝枢的一段谈话，可以看作是奉系的施治理念，其核心就是这个“义”字。何柱国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
郭松龄兵变时，张作霖骂道：“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言下之意就是郭松龄不够“义气”。郭松龄死后，奉天（今沈阳）曾流传一副对联，上联道：“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下联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显然，此联也是在强调“义”，说的是“吃老张家饭”，就不该打“打老张家人”的道理。
但当我们仔细考察后，却意外地发现，张作霖的“江湖”却并不如此单纯。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攀升，奉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地涌现，并不时激化，甚至可以说，内讧和哗变几成常态。在这一点上，奉系集团与和同时代其他利益集团一样，并无二致。张作霖“出道”之时，就曾与“盟兄”冯德麟、汤玉麟“兵戎相见”；而汲金纯、阚朝玺、张海鹏等人，也与张作霖闹得不可开交；至于张宗昌、李景林、孙传芳等人，虽曾一度依附张作霖，但这种依附不过是权宜之计，所以矛盾也在所难免。
当然，张作霖所面临的最大“麻烦”，当属郭松龄兵变，因为郭松龄实际掌管的第三、四联合军团是奉军的精髓和命脉，有将近30万正规军队，也无怪乎张作霖听到“郭鬼子反了”的消息后，急得要“火烧帅府，远走大连”了。事实上，正是因为郭松龄反奉，才使得奉系势力由盛而衰。若干年后，张学良在台北还曾扼腕叹息：“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此语有一定道理。我们也不难想见，如果奉系不遭此大劫，那么“孙传芳驱奉”也不会轻易成功。
如此说来，张作霖的江湖，水很深，也混。本书选编的一组文章，重在考察一下张作霖所面临的“困境”和“纷争”，看一看都有哪些绿林兄弟和他闹过“哗变”，我们从汤玉麟开始讲起。
张作霖的结拜兄弟一共有8位，按年龄排序，汤玉麟行六，而张作霖行七。在单田芳的评书《乱世枭雄》中，汤玉麟是张作霖投身绿林的“领路人”，此说虽不足信，但汤玉麟出道较早，却是事实。不过，历史记载中的汤玉麟却不是什么“好鸟儿”，镇守热河时，省会承德被128个日本兵轻松“拿下”，足见汤无能透顶；对热河人民，汤玉麟横征暴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些地方的地亩税竟已“预征”了二三十年；而对自己的把兄弟张作霖，汤玉麟也不怎么够意思，几以兵戎相见。这里，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与张作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是如何与张作霖勾心斗角的。
汤玉麟与冯德麟－－一丘之貉
汤玉麟，字阁臣，又字作忱，绰号汤二虎，1869年生于辽宁义县（一说阜新）一个贫苦人家。少年时给人扛小活，后因赶车拉脚遭抢，遂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汤氏称霸辽西时，曾救张作霖一命，二人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张作霖邀请汤玉麟入伙，合办“保险队”，一起打拼。后清廷招安，汤玉麟任游击马队左哨哨官、二营帮带。辛亥革命后，汤任骑兵27团团长，1913年升任53旅旅长。
说起汤玉麟“造反”，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冯德麟。冯也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出道也比张作霖早－－冯德麟当“山大王”的时候，张作霖还是大车店一个受人使唤的小伙计。冯德麟是秀才出身，其文韬武略较张作霖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受官府招安，几经折冲，张作霖出任陆军27师师长，而冯德麟则为28师师长，其势力与张作霖伯仲之间。所不同者，冯德麟的28师驻扎广宁（北镇），而张作霖的27师则进驻沈阳，冯颇感不快。因广宁偏离奉天政治中心，遂使冯德麟在与张作霖的争斗中，居于下风。
冯德麟的失败之处，在于他在两件事上打错了算盘，一为驱逐段芝贵，一为参与张勋复辟，终至不可收拾。1915年8月，段芝贵受封镇武上将军，兼奉天巡按使，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1916年初，趁袁世凯称帝失败之机，张、冯二人合谋“驱段”。有资料记载，“驱段”计策原本是冯德麟出的，即一方面打出“奉人治奉”的旗号，武力相逼；一方面又好言安抚，提议段芝贵“避避风头”。在这场“逼宫”戏中，冯德麟扮黑脸，张作霖扮白脸。1916年4月 19 日，段以“养病”为由，乘火车返京，途经沟邦子时，冯部人马拦截火车，将段所提官款200万元及大宗军火扣留。这样一来，段芝贵必然怨恨冯德麟而对张作霖有好感。冯的错误在于，他太小看了段芝贵。“驱段”虽然成功，但段是袁世凯的心腹，“视袁如父”。回到北京的段芝贵在袁世凯面前几经聒噪，袁世凯便选择了张作霖，任命张为奉天军务督办，而冯为军务帮办，屈于张作霖之下。
转回头来，再说汤玉麟。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再兼省长。汤玉麟自认是奉系元老，又曾救过张作霖的妻儿，张作霖自然会提携他，但汤玉麟居功自傲，匪气十足，多有犯上之举，已经引来张作霖的忌惮，所以汤玉麟仍旧当他的53旅旅长，虽兼省城密探队司令，但孙烈臣、吴俊升先后被提升为师长，这显然会引来汤玉麟的不满。再加之张作霖“从政”以后，开始信奉“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古训，大唱“文治”，使得汤玉麟等一些“绿林大学”毕业的武夫感到受了冷落。
汤玉麟与王永江－－针锋相对
激化汤玉麟与张作霖矛盾的，是王永江的警政建设。1916年5月，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奉天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王取法日本，致力于全省警政建设，还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培养警界人才。为求主动，王永江在任职前即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作霖答应了他。其时，汤玉麟等人多次向王永江“推荐”警察人才，王一概不用，汤便认为王不懂江湖，不够哥们。这也难怪，王本来就对“绿林习气”十分痛恨，认为绿林上误国家，下残百姓。搞警政建设，虽近乎白手起家，但也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纳垢藏污，而使警界掺杂匪气。经过一番思考，张作霖也有此意，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张作霖特意强调，说王永江用心办好警察，有完全的用人权，希望大家支持，不要胡乱推荐人。
王永江治警时，大刀阔斧，不留情面。偏偏汤玉麟匪性难改，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遭王永江“治理”。后来，王永江的部下“误擒”汤玉麟的侦探，引发争执，“官司”打到张作霖那里，不料张作霖竟然完全站在王永江一边，宣布取消汤玉麟所辖密探的缉捕案犯权。再加之，王永江派警察查封了汤玉麟及其他部属开设的大小赌场，更引来汤的怒气，视王为死敌。
一次，汤玉麟手下一位姓宋的营长因“故”被关进“派出所”，汤玉麟闻讯后，气势汹汹地去找王永江要人，哪知王永江拒不放人。汤玉麟便拿出“山大王”的看家本领，大骂王永江：“你他妈的什么鸟厅长，给你个鸡毛就当令箭！这天下是老子拿命换来的，你凭什么高高在上？”
汤玉麟杖着他与张作霖的交情，屡次要求撤换王永江。在各种场合下，汤玉麟都要寻王永江的晦气。比如，汤玉麟大宴宾朋时，惟独不请王永江，以示羞侮。张作霖到场后，便问王永江怎么没到，汤大大咧咧地说：“谁他妈的请他呀！”张作霖大发雷霆，一脚踢翻桌子，大骂起来：“我用谁你们就反对谁！王永江我是用定了，你们谁反对，谁就给我滚！”本想羞侮一下王永江，没想到，自己反遭其侮，汤玉麟更咽不下这口气了。
不久，汤玉麟联合几名受过王永江“欺负”的“绿林”军官，去找张作霖，递交了一份呈文，要求将王永江撤职查办。他大概是想用“民意”来迫使张作霖作出撤换王永江的决定。哪知，张作霖接过呈文，撕个粉碎，用手指着汤玉麟的鼻子骂道：“我不看你们这破玩意儿，我知道你们要说啥。我只问你们长耳朵没有？长眼睛没有？听见奉天老百姓在骂你们啥吗？骂你们是土匪！是红胡子！再不整治你们行吗？妈了巴子，你三番五次反对王永江，是何居心？这姓王的我用定了。你还敢来向我示威，我撤了你的职！”
汤玉麟与张作霖－－你不仁我不义
汤玉麟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出道这么多年，竟然扳不倒一个小小的王永江。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汤玉麟在奉军里还是有些市场的，他约来张景惠、张作相等人，一边痛饮，一边发着王永江如何不知天高厚，张作霖如何不念旧情的牢骚。其实，张景惠、张作相等人也有同感，他们也感到“文治派”的抬头和“绿林派”的衰落，便答应汤玉麟共同“对付”王永江，开始核计如何让张作霖疏远王永江，重新倚重他们这些绿林同道。
随后，各处被捣毁的赌馆重新开张，汤的部下又开始抢劫财物，欺男霸女，而且往往成群结队，一遇王永江的警察，轻则互相挖苦，重则大打出手。有一次，汤旅一个司务长买菜时与警察发生口角，被关了一阵子。汤一听自己的人吃了亏，带领士兵把这个“派出所”给砸了。
面对汤玉麟等人的“反攻倒算”，王永江只得求请张作霖出面解决。张作霖十分同情王永江的处境，他也认为必须刹住这股歪风，否则后果堪忧。于是，张作霖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军事会议，再次强调了重用王永江的苦心，希望各级将领坚决服从王永江的整治行动，不要再使他为难。哪知汤玉麟并不买帐，仍对王永江骂骂咧咧。你想，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哪受得了这个，当即拍着桌子吼了起来：“妈了个巴子的，老子好不容易发现王永江这样一个人才，你们为何偏偏要反对？你们也不想想，这天下是你们打来的，王岷源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帮你们治理天下，希望你们能够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得更稳一点，更久一点，这有什么不好？我张作霖今天在此郑重申明，以后谁也不许反对王永江，谁反对，谁下台！”
张作霖的怒火，镇住了一部分人，可汤玉麟仗着自己的资历，不以为然地说：“督军何必动怒。这王永江我是吃定了，要我下台就下台，我不在乎！”
一时间，张作相、张景惠等人纷纷劝解，会议不欢而散。但汤玉麟还是压不住怒火，原来他认为，这次所谓的军事会议，张作霖就是专门为他而开的，摆明是在给他好瞧。盛怒之下，汤玉麟甚至扬言要派兵缉捕王永江。
不过，汤玉麟也知道，单凭王永江，是不敢和他斗的，关键是王永江有张作霖的支持。如今，自己的盟弟坐上奉天第一把金交椅，用不着打拼天下的老弟兄了，这是要卸磨杀驴呀。于是，汤玉麟便使出了孤注一掷的一招儿，密谋举兵作乱。奉军第一次内讧就这样酿成了。
在广宁虎视眈眈的冯麟阁一见有机可乘，自然不肯放过，便派来与汤玉麟有过交往的绿林朋友王大虎，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劝说汤玉麟倒戈，并许诺事成之后，封他为27师师长。冯、汤勾结以后，暗里调动部队，准备围攻奉天。
驻防新民附近的106团团长邹芬查觉到汤玉麟的异动，火速向张作霖密报：“汤旅集中部队，有向广宁开拔之迹象”。张作霖闻讯大惊，赶忙给汤玉麟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张作霖在信中说：
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亲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不伤乎？回忆当年初结保险队时，我兄、作相及弟等才二十四人，屡受大股乡团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对我袭击，兄冒死救我妻儿出险。后投到八角台，蒙伎吾兄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哨官时屡建奇功。弟因升统领，兄升任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弟两次被匪围蒙古包中，兄均冒死冲到救援，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犹言在耳，弟永矢不忘。……他人见我师团坚固，前途顺利发展，仅十几年间，得掌管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复述。……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有言语不和，就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怎忍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弟窃谓共得之富贵，当我弟兄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兄若执意弃弟，不辞而别，弟挽留无术。只盼有一日兄能回心转意，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据说汤玉麟读此信时，亦沉默良久，深有感动。但因为有了冯德麟这个靠山，又关乎利益之争，便铁了心似的要和张作霖斗上一斗。他们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同时又公然声称，张作霖只有乖乖让权，才是惟一的出路。
面对冯、汤的挑衅，张作霖并没有惊惶失措。他首先召开27师营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级军官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张作相、张景惠等人虽对汤报同情态度，但当汤玉麟真刀真枪“造反”时，便不再“同情”了。说起来，旧派军官大多数都持这种想法，即对王永江等文治派的崛起表示不满，偶尔还会发发牢骚，但若勾结外人，反叛张作霖，却是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过。时任洮南镇守使的吴俊升，就曾向张作霖表示：“如果大帅想打仗，我吴俊升愿带队打前阵，一定狠揍这些王八羔子。”
稳定了军队的形势之后，张作霖又打出了“政治牌”，与北京段祺瑞政府取得联系。张作霖与冯、汤之间的争斗，表面上看是奉系内部权力之争，其实又与北京政府有密切关系。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亦有分歧，此即“府院之争”。就东北而言，冯德麟、汤玉麟是“府派”的支持者，而张作霖则是段祺瑞实力派即“院派”的支持者。接到张作霖的请示后，段祺瑞当即表示派第9师、第13师援助奉天“戡乱”。
1917年3月19日，张作霖宣布免去汤玉麟本兼各职，其53旅旅长职位由团长邹芬代理，旋命54旅旅长孙烈臣和骑兵团团长张作相出兵讨伐汤玉麟。
实际上，汤玉麟的这场“兵变”并没有搞起来，因为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了。有资料介绍，甘心追踪汤玉麟的，不过200人而已。至于冯德麟，就更靠不住了，他见张作霖摆出了武力解决的架式，又有段祺瑞的全力支持，便说了句“老弟保重，后会有期”的江湖黑话，溜了。
张和霖兵不血刃，便平定了汤玉麟的“叛乱”，颇显谋略之高。不过，更值得称道的，还是张作霖对待王永江的态度。汤氏谋叛时，闹得风声鹤唳，甚而全城戒严，架起了机关枪。王永江亦感危难，避走大连。但张作霖还是把王永江请了回来，继续委以重任。
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到这段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那么，谋叛不成的汤玉麟去了哪里呢？对此有不同说法，《射天狼－－奉系军阀全传》一书记载，势单力孤的汤玉麟狼狈逃出奉天，只身投靠徐州的辫帅张勋，在其手下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营务处长。而傅国涌《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中，则采取了更有传奇性的说法，称汤玉麟带着死心蹋地追随自己的200多弟兄，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张作霖几次叫汤回去，汤均不肯。有一次，张作霖看戏，其中有一场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张作霖忽然流了眼泪，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汤的耳朵里，汤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这一说法虽然有情有义，但却可能不是实情。事实上，张作霖确实很念旧情，但不要忘了，汤玉麟犯上作乱，乃是杀头的罪过，张作霖岂肯轻易放过？再说，张作霖已经握有奉天军政大权，又岂能容忍部下重归绿林？从现有资料来看，张作霖对汤的处理，的确有所变更。起初，张作霖以为汤玉麟“动粗”，不过是激于义愤，一时糊涂所为。又听人说汤玉麟有悔过之心，就派吴俊升去接汤玉麟，拟派他职以观后效。但随后又查到，汤玉麟有勾结北京政府当权者，计划招募军队以取代张作霖的野心后，张作霖便认为这个“盟兄”不可救药，不再理会汤玉麟了。
汤玉麟与冯德麟－－秋后黄花
偏偏汤玉麟执迷不悟，反张不成，又伙同冯德麟，投机于张勋的“复辟事业”，更引来猜忌和轻视。复辟失败后，汤逃回原籍隐居。后经张作相、张景惠、汲金纯和汤母的求请，张作霖才同意汤回奉天，但仍然坐了三年的冷板凳，领着东三省巡阅使署顾问的虚衔。直皖战争发生后，汤任侦察队长，潜入北京活动。直到1920年5月，张作霖才最终原谅了汤玉麟，任命汤为东边道镇守使兼右路巡防营统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汤任奉天陆军第11混成旅旅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汤作为总预备队率部驻守绥中待命。战后提升为第11师师长。郭松龄反奉时，汤作战勇敢，擢升第12军军长。不久出任热河都统，把守奉张西北大门。
文章的结尾，介绍一汤玉麟的归宿。热河失守，汤玉麟自然应负主要责任，国民政府亦曾明令通缉汤玉麟。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未下最终决心与日本开战，因而查办得并不严厉，也就没有像韩复榘那样被枪毙。由此而言，汤玉麟可谓“福大命大造化大”，按说，这小子应该早就死了。他当土匪，按律当斩；他联合冯德麟反对张作霖，理应枪决；弃守热河，调用大量军车搬运私产，逃至滦平，致使日军不到10天即占领承德，亦当军法从事。不过，汤玉麟到底躲过了这三劫。1933年10月，宋哲元收编汤部，委汤玉麟为29军总参议，汤从此失了军权。1934年1月9日，南京政府取消对汤的通缉令。5月2日，北平军分会任其为高级顾问，半年后解职，回到天津寓所。1937年5月，病死于天津，年68岁。
至于冯德麟，此公在与张作霖争夺奉天督军而不得后，便处处败运了。张勋复辟时，冯德麟陷得比汤玉麟还深，事后被捕入狱。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沈鸿缀羽》称：张作霖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使冯得到释放，返回奉天后，被张作霖聘为高级顾问（实为“三陵总理事务首领衙门都统”，其职能是总管永陵、福陵、昭陵关外三陵事物的维修保护工作）有人称张作霖不念旧恶，讲义气。但笔者则有不同看法，毕竟，冯德麟文治武功，不比寻常。而将冯氏弄回奉天，看着昔日与自己一较短长的对手重归“秀才本色”，呤诗作画，提笼蹓鸟，不是更放心吗？至于冯德麟与张作霖起初的争斗，更见刀光剑影，亦更显张作霖奇谋妙算，敬请关注下一期－－《张作霖的江湖之二：张作霖巧施苦肉计，冯德麟败走“华容道”》
